罗振玉与蔡元培

  在传统的历史文本观照中,保守而嗜古的罗振玉与蔡元培二人之间似乎毫不相关,了无干系。实则,罗、蔡早年相互赏识,多有共事,维新改良的宗旨目标高度契合;即令在保皇和共和之间各自分途而行,“各为其主”,亦从未公开交恶,伤及情感;甚至在新文化运动高潮之际,二人还一度为了学术与教育而“重修旧好”,共谋国学振兴。在蔡元培看来,“罗、王之学”独步中外,值得大力弘扬;而罗振玉内心,对“领袖群伦”的蔡元培始终怀有敬意,由衷服膺。罗、蔡二人属同辈,他们在晚清民国的时代舞台上,粗线条地演绎了那一代文化人在学术与政治当中的离合片段,值得后人细加玩味。

  一

  罗振玉和蔡元培均出生于清代同治年间,按公元纪年,罗出生在1866年7月,蔡则出生于1968年1月,相差一岁有半。蔡乃浙江绍兴人,罗生在江苏淮安,而祖籍为浙江上虞永丰乡,与蔡为绍郡同乡,同具浙东文化元素。罗振玉少时读书颇有灵气,年十六即考中秀才,后参加乡试不中,终因家境等原因,“绝迹棘闱”。而蔡元培在科第道路上,中进士,点翰林,官至翰林院编修,令士人艳羡不已,仅就科第层级而言,罗难望其项背。不过,罗振玉术有专精,又具干才,创办农学社、东文学社,主办《农学报》、《教育世界》等刊物,主持鄂、苏等地新式学堂,受到张之洞、端方、荣庆等大员的青睐和信任,出任学部参事、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职,在清末学界颇为活跃,诚可谓得风气之先的人物。

  罗振玉和蔡元培相知相识,应是在戊戌年前后。实际上,罗振玉结识诸多越中乡人,如徐树兰、徐惟则等,恰是蔡元培的朋友圈。罗早年意识到办学堂培育人才乃当务之急,曾经致函蔡等人,希望他们建言地方当局关注此事。罗后来在沪上办理东文学社,任教南洋公学,与沈曾植等人交游,更与蔡此一时期的经历颇多交集之处。罗氏创办《农学报》,每期寄赠予蔡,二人曾就办刊事宜函札往来,互通心曲。此后,又同在沪上办学办刊,时相过从。蔡闻知王国维其人,甚而与之谋面,亦应在此时期。

  这个时期,刚好是在甲午惨败后中国士大夫幡然醒悟,放低身段,如饥似渴接纳西学洋务的特定当口儿。蔡元培在翰林院恶补声光化电,有如小学生一般,随即请长假南下,在浙、沪等地开始从事新教育活动,办学堂、编刊物,补习外文,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变。罗振玉基本上也是沿此途径跨入新纪元的,其能量释放甚至更早更大:他系统翻译农学典籍,偏于务实路径,他编印教育杂志,传播新教育理念,也发现和带出了像王国维这样的学生和助手。更为重要的是,他在苏、鄂督抚那里建立起活动平台,展现出不凡的才干,为其后的入京仕途筑牢了根基。同时,他接受了日本经验,结识了东洋教育界一批主干人士,既赢得先发优势,也带来认知局限,眷恋皇权即是其一,以致最终未能走出“中体西用”的格局。

  蔡元培则不然,在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上显然走得更远,在结识了中国教育会内一些激进朋友之后,“翰林革命”已是蓄势待发,欲罢不能了。可是,他力求不让自己沦为一个纯粹的“党人”,年届不惑仍念念不忘长久以来的夙愿——游学西洋,最终踏上德意志的土地,亲炙欧风美雨,致使其后来的器局就不可以道里计了。罗、蔡二人早年的交往,最晚应当截止于1907年蔡启程赴德之时,或可能更早一些,具体已无可考。

  当蔡元培在柏林和莱比锡“苦读”之时,罗振玉在北京的学部和京师大学堂却在大展拳脚,显示出足够的锐气和能力,尽管科第层级偏低,但由张之洞保荐的“经济特科”身份,竟使他底气十足,当然也是性格使然。他作为学部参事与翰林出身的学部左侍郎严修之间就国子监的存废、部员资质、速成留学等议题展开的激烈争辩,似乎略居上风。为了保存收储“大内档案”(八千麻袋),在京师大学堂主管官员不肯出资的情况下,毅然决定调用他自己分管的大学堂农科经费,亦在所不惜。罗振玉的风格在晚清官场行事,或许不免碰壁,但有强势靠山为背景,在颓靡的氛围中未必不是一股清风。难得的是,罗并不满足于“干才”的赞誉,他对古物的兴趣和造诣与日俱增,正在接近这一领域的顶端。这为他在民国建立之后的长期“赋闲”生活,平添了名利双得的生存来源,也为外界留下一个难解的迷,“体制内的人们”自然不免捕风捉影,一些流言被传播的像是事实一般。

  二

  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实质性变化,好像不如发起者们事后渲染的那样深刻,皇权在短暂休克之后,以一种更加强势的姿态回归,只不过换了新的名号。但当时改朝换代,共和取代帝制,似乎可视为明显的社会进化。也由此,撕裂了维新时代的半新不旧的知识分子阵营。蔡元培在风云际会的新时代里,以兼具新旧中西的综合优势,“大器晚成”,跃居民国首位教育总长,并由此初步奠定了他在民国文化教育界近三十年的领袖地位。仅仅过了数年,当袁世凯陨落之后,蔡在江浙知识分子的拥戴之下,出长最高学府,北京大学的一系列变革,庶几开创出一个“蔡元培时代”,致使当年称雄舆论界的梁启超已然风光不再,而不得不跟着时代走,偏向弄学问之一端(梁漱溟语)。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,形成新思潮,而最终影响到社会政治层面,国民革命最终呼之欲出,倒是出乎始作俑者们的意料之外。

  罗振玉和王国维在清帝退位后,选择避居海外的生活,按罗氏的说法,“不忍见国门”,似乎很讲气节的样子。罗并非清廷重臣,虽一度为部曹,毕竟君恩辽远,沉寂下僚,做出如此激越姿态,在新、旧阵营均有认定其矫情者在。不过,我们浏览王国维的心路历程,看他的书信,看他的结局,那种消沉悲观,那份对文化正统的坚守,还真的难以虚无论之。以王度罗,尽管身份地位格局均有所不同,但作为挚友几十年的交往,不可能全然伪饰,即是像外界所云罗氏心机重,在深层价值方面,罗、王一体的观察大致不错,而罗对于王施与影响的成分显然更大些。即是说,罗迷恋清帝的操守和他痴情古物的嗜好之间,似乎有着某种合理自然的链接。如果这样的解读可以接受,那么对于罗振玉其人诸多方面的评论就可心平气和得多了。

  罗振玉于辛亥年晚些时候东渡日本,择京都僻地旅居数年,王国维随行。其间,他们与日本汉学界建立起颇深的关系,也为罗编印古书物打开了市场。这段时间,所谓“罗、王之学”渐成气候,初露“显学”苗头。在这一点上,罗、王与东洋汉学界彼此借重,相得益彰,是毋庸讳言的。但是,罗振玉深研国学,不能离开乡土根基,他的数度返国省亲、游历,到曲阜到安阳到洛阳等地,既有功利动机,亦含恋古情结。当王国维先期返国,在沪定居后,俨然就是身居京都的罗振玉的国内通讯联络员。1916年之后几年里王致罗的书信量大而频繁,举凡国内政情、友人动态、书物考证、字画鉴别、贩书信息、书画估价乃至家庭细故等等,无不流诸笔端,详加通报。内中,既有如罗继祖先生所说的学术研讨,亦不乏书商话语。避居东邦的罗振玉,内心不免纠结于留还是归?而此时,蔡元培在最高学府倡扬学术自由,兼容并包,对“罗、王之学”倍加看重,至少某种程度上舒缓了罗在辛亥后的失落心理,对其决心返国构成召唤因素之一。

  蔡元培与科举同年张元济(菊生)可谓契友,每每出洋返国或南下北上,必在上海与张晤谈。而罗振玉与张元济的商务印书馆之间不仅有业务关联,二人也有相当交谊。应当说,蔡元培对于罗、王及其学问的了解有着可靠的渠道。他主持北大,网罗学术人才,推进“高深学问之研究”,罗振玉和王国维早已进入拟邀聘的名单之中,只是碍于海天之隔,一时难以遂愿。1918年春,罗振玉因赈济旗人事宜入京,4月29日,蔡元培校长前往拜访,两位昔日的友人得以重逢叙旧。蔡正式邀请罗、王来北大任教,罗对此次晤面颇感兴奋,于次日致函蔡,表白心迹:

  鹤卿先生阁下:昨在春明得亲尘教,十年之别,一朝握手,喜可知也。先生主持国学,领袖群伦。在昔济南遗老存遗经于将绝之余,北海鸿儒传盛学于炎刘之末。以今方古,先后同揆。弟忧患余生,饰巾殆尽,乃承不弃,令备教员。闻命之余,亦深愧恧。盖即槁之木,宜见弃于匠人;而庸下之才,忽鉴赏于君子。再四思维,唯有敬谢。加宜还移匪易,又第四儿妇病痨甚危,计欲送之返国。又虑中途或生意外,方寸乱劣,衰病为增。凡此情形,悉非虚饰,尚祈鉴宥。许以避贤,临颖主臣。言不尽意,此请著安,诸维照鉴。弟振玉再拜。

  此函其后刊载于《北京大学日刊》,公之于众。罗振玉虽然婉拒,但蔡元培和北大方面释放出足够的诚意,罗亦投桃报李,撰写数千字长文《古器物学研究议》,于同年九、十月间在《北大日刊》连载,他甚至有意借助北大之力建立一古物研究所,以便妥善保存西陲古籍和大内档案之类典籍(参见孟繁茂:《关于王国维致罗振玉的一封信》)。而蔡元培和北大方面对于清大内档案的收存与整理,以及1922年正式成立北大国学研究所,均可见到最高学府与罗振玉之间的相互呼应与默契。该研究所聘请罗、王为通信导师,二人终于双双应聘。在此过程中,罗率先接受北大的“厚意”,进而直接影响到王其后的转变。

  三

  其实,早在1917年秋,蔡元培便通过王国维的旧时同窗、时任北大教员的马衡(叔平)函邀王氏北来任教。王国维对于北大此举颇为重视,曾先后商之于罗振玉、沈曾植二位。沈持赞同意见,“谓其可允,其如有研究或著述事嘱托,可以应命”。罗的态度稍嫌暧昧,然尚无反对之表示。倒是王本人囿于某种“障碍”,难以跃入新天地,所谓“我辈乃永抱悲观者,则殊觉无谓”,多少透露出对于“北学之事”曾存有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的心理。王国维婉言回绝了北大的邀聘。翌年,北大再次函邀,王仍旧婉辞。稍后他致信罗振玉谓:“前此亦屡以己不能离沪为辞,未尝言及哈园事也。”此时,王开始兼任设在上海哈同花园内的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一职。

  此后,直至1921年,王国维对北大的“频年孜请”才作出较为灵活的回应。2月间,他复函马衡称:俟南方诸事略作整顿后再北上,以“略酬诸君雅意耳”。在此之前,北大方面加大了邀其“出山”的力度,先后托请罗振玉、张尔田(盂劬)诸人促王应聘。值得注意的是,当罗振玉率先应允北大的邀聘之后,王国维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即明显松动。同年12月,王致函马衡,商洽请北大诸人集资影印《唐写本切韵残卷》事宜。1922年初,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,蔡元培兼任所长,沈兼士任主任。随后,校方正式致函王国维:“今春设立研究所国学门,拟广求海内外专门学者指导研究。校长蔡元培先生思欲重申前请,……先生以提倡学术为己任,必能乐从所请。”由于研究所导师不必来校授课,研讨问题可用通信方式,王氏居沪不受影响,因而“万难再却”,终于应允。其实,仔细考量这段时间王与北大的关系,王并非一味被动,他对北大尚有些许朦胧的希冀,这便是致函罗振玉时所谓:“保此一线关系或有益也。”

  王国维与北大的联系多以马衡为中介,与校长蔡元培似无缘接触。其实,蔡、王于1923年暮春时节在上海曾直接往还,此事尚鲜为人知。据蔡氏日记载述:“四月二十六日,往爱俪园。访王静安住址不得,但知其仍往园中授课,因投以一函,嘱约期晤谈,拟借《隶缜》,并托购日文《陶偶录》。”“四月二十九日,王静安来。”“五月一日,看静安。彼对于西洋文明很怀疑,以为不能自救(因我告以彼等已颇觉悟),又深以中国不能防止输入为虑。我询以对于佛学之意见,彼言素未研究。询以是否取孔学,彼说大体如此。彼以为西人之病根在贪不知止。彼以为科学只可作美术观,万不可应用于实际。”这是一则弥足珍贵的史料,其时,蔡辞职离京返沪,主动造访王,二人曾作内容广泛的长谈,蔡撮录了王氏观点,却未加一字点评。从若干迹象推断,这应是二人最末一次晤谈。

  在北大倡扬“学术至上”的蔡元培,将“学诣”作为聘用教师的唯一标准,像罗振玉、王国维这样有成就的学者,自然在其延揽之列。至于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,则属于个人选择,只要无碍教学及研究,悉听尊便。这种合乎“世界各国大学通例”的做法,颇赢得各方赞誉。罗振玉内心很清楚“蔡之宗旨与我辈不合,其虚衷则可嘉”。罗、王在北大任通信导师期间,指导了若干学生,撰发了多篇专业论文,扶掖数名有潜质的青年学者,大体说来,不负北大的期待。但他们与北大之间总是呈现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,对于五四新文化发源地的最高学府,内心多有保留。随着校长蔡元培的辞离,加之王、罗又先后入值南书房,成为逊帝溥仪的近臣,二人与北大的缘分也就差不多走到了尽头。

  四

  1928年以后,蔡元培出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,在该院发布的有关科学研究例行报告等文献中,涉及考古学部分尚提及罗振玉、王国维的开拓之功,对于他们的学术贡献给予充分肯定。而罗振玉在溥仪出宫以后,极力施以影响,最终形成伪满局面,为民族主义者所不齿。罗氏晚年曾与孙辈谈及蔡元培,颇怀好感(见罗继祖《庭闻忆略》)。1940年,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最危难的年份,3月初,蔡元培在香港辞世,5月中旬,罗振玉在旅顺病故。戊戌一代知识分子相继谢幕,短短几十年间,他们所演绎的人生轨迹,却呈现出不同脉络。

  罗振玉和蔡元培可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中的重量级人物,二人在不同领域各有建树。罗振玉的古物学研究,使得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国际汉学界保存了一席之地;他对于王国维的识拔和引导,本身就是一份难得的学术奉献;他的好古存古,就中华文化而言,功在当时,遗香久远,后代将受益无穷。蔡元培属于开一代风气的文化人物,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若干年内,他在文化教育界的影响力巨大,化育了差不多一代读书人;他所引领的将现代中国融入世界发展主流的基本方向,策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之不懈努力前行,仍旧构成时代主题。

  有趣的是,在现实生活中,蔡元培几乎被塑造成了一个“完人”,谦谦君子,有容乃大,一生无绯闻,尊享大名而谤未随之,甚是难得。罗振玉则不同,其生前后世,口碑不佳,既疑似事实,又以讹传讹,甚而诛心之论比比皆是。罗自日本返国寓居津门近十年,几乎就是在飞短流长中度日,雪堂公真的练就了一身“刀枪不入”的功夫,依旧我行我素,想来亦颇为不易。逊帝小圈子内的明争暗斗,难免有人施放冷箭。一介文人而家资不菲,古书画流转海内外,局外人不明就里,疑云重重也属常情;国人痛恨日本侵华,而多年与东洋友人过从甚密,无分文人军人,触碰了大忌;王国维自沉而死,脏水却泼向罗振玉,无根之谣满天飞,罗百口莫辩,至今尚一头雾水,而少有人顾念那稀见的挚友情。

  如果说,世人待罗振玉不很公平,多少也有些咎由自取,他太精明,太干练,成于斯亦毁于斯。罗氏依傍遗老遗臣小圈子,当年在社会主流话语中明显居弱势,他们越是以气节自重自炫,越招致人们嘲笑戏谑。仅秀才身份的罗氏,被遗老们视为不够资格,更是腹背受击,颇为吊诡。作为历史人物,罗振玉的方方面面值得细加探究,许多疑难尚待破解。就此而言,蔡元培那种虚怀若谷、取人之长的遗风值得借鉴、弘扬。

  张晓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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